【编者按】于是之，1927年7月9日生于天津唐山，1942年毕业于公海彩船官方网站。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四届副主席。

超我

提到中国当代戏剧，就不能不提“人艺”；提到“人艺”，就不能不提到“人艺”的看家剧目《茶馆》；提到《茶馆》，人们就怎么也忘不了王掌柜的塑造者――前“人艺”院长、著名戏剧表演大师于是之。从某种程度上说，于是之已经成了“王利发”的代名词，成了“人艺”的招牌，成了中国当代戏剧表演艺术的代表。但人们可能没有想到，这样一位艺术大师，却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大师”来看，他有一句著名的警世格言——不可能大师满街走!于是之始终认为自己是胡同四合院里转悠和生活的一个地道的平民，他的全部艺术生命就来自于平民的生活百态中。

话剧《茶馆》自1957年创作完成，在全世界各地演出了五百余场之后，终于在1992年7月16 日晚在北京首都剧场"绝唱"谢幕，这最后一场老舍先生的“绝剧”，也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班德高望重的资深元老们留给中国剧坛的一个完整的句号。

这最后一回《茶馆》里的老搭档们是英若诚、童超、蓝天野、郑榕、朱旭、林连昆和“茶馆”老板于是之等先生。那天晚上，《茶馆》的“黑票”竟到300元一张。那晚，剧场内外有众多戏迷一直是伫立着看的，直到散场，还久久不愿离去，其实就是想多看一眼《茶馆 》和于是之先生扮演的《茶馆》老板王利发。

讲实话，在这晚《茶馆》的“绝唱”中，已经65岁的于是之先生在演出中由于身体不适加上激动与紧张，还是念误了几处台词。要知道，于是之在此登台之前的两三年间，一直都患重病长治难愈。更要命的是，他的颚部神经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能自控，整天像嚼口香糖一样在嗫嚅运动。

于是之这种病，对于一个话剧演员来讲，简直是一种沉痛的摧残与折磨。但是，于是之毕竟是一位有着半个多世纪演艺生涯的杰出表演艺术家，他凭借着自己长期得心应手、烂熟于心的舞台经验以及对人物形象的“超我”状态，最后终于成功地完善了一个艺术家对《茶馆》的终结诠释。这情形几乎就是当年董行佶先生的“绝唱”工作《廖仲恺》的翻版。

剧终谢幕时，《茶馆》剧组完全淹没在一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和真诚泪水与欢呼声中。就在《茶馆》剧组频频致谢当中，突然，剧院二楼上一位非常纯洁和稚嫩的女中学生，用一种童声的真诚，向谢幕的于是之高喊："王掌柜，永别啦!"然后，那个女学生娃娃居然痛哭得不能自制。凡在场的观众们，都深深被这个小姑娘纯情感染了、打动了。

于是之先生也不例外，他顿时热泪纷飞，向全场每个角落的观众都深躬到底。接着颤微微面向大家哽咽着喊道：“谢谢!谢谢朋友们的宽容!”这时候，首都剧场这晚的“演出”效果才刚刚达到了白热化——观众们全部肃然站立，用掌声齐向艺术家们致敬。而那些没有门票， 一直在外等候了三个多小时的观众们也涌入剧场。这些观众中，不乏来自上海、天津乃至海外各国的戏迷。人们无不动情地高声呼喊着：“于先生再见了!”“于先生多保重!”“ 是之老，我们会想着你!”谢幕退场后的于是之，实在有些太累了。他步履蹒跚、踉跄地回到后台卸装。身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他随时都有更多的公务需要料理，比如第二天“人艺”演出学派国际会议的开幕式、“人艺”建院四十周年院庆，以及各种繁琐的剧院内部的公务杂事等等。于老师考虑的太多，真可谓"处心积虑"。他走向后台时，甚至连打了趔趄，幸亏身旁有同事护住 ……

等卸完了戏装，于是之拖着极度疲惫的身体下楼，剧院用车送他回家。于是之先生万万没有想到，《茶馆》散场那么久了，仍有许多观众坚持着要目送于先生离开。后来，于是之先生回忆起那天晚上一幕幕场景时，还常常抱怨自己说：“千不该、万不该，再疲倦也应该下车和观众们告别。每想起这件事，我总是谴责自己，可惜我从那以后就再没有机会向他们道歉，批评自己的失礼了。”

凡有大成就者，一般都是善听劝言者。于是之一世的英名，也无不跟他的谦恭、悟性和好学有关。就连“隐退”后台于是之也是虚心听劝的。他不跟命争，号称这也是平民的一种品质 。

就在这场告别演出前夕，于是之化了妆上台前，还跟自己的几位知音知己者反复叮嘱——“认真帮我掌掌眼，看完戏坦率告我，我还能演吗?”

是的，于是之又怎能愿意轻易甩下他一身的重负、寄托与辉煌呢?舞台毕竟是他依恋和情迷了一生的人生竞技场呀!艺术生命告诉于是之，《茶馆》是他的家，是他的归宿。

虽然，激流勇退、自爱之类好言相劝，是亲朋好友们的真心善意。但毕竟这收场是于是之的一个坎儿，坎坷了一些。不管怎样，无奈的于是之谢幕后，淌着心泪对友人说，真话我听， 我这就退。除了《洋麻将》，我没有自己相对满意的作品。观众原谅我，可我不能原谅自己呀!

圆满

身为平民演员，于是之可以代表北京“人艺”的乡土味道的演艺风格。前“人艺”院长曹禺先生讲过：“《茶馆》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瑰宝。”而于是之则是撑持这瑰宝的平民艺术家。于是之在《茶馆》上所花费的心血远非常人所知，据于是之夫人李曼宜介绍，他最钟爱的舞台艺术形象，一个是《茶馆》中的王利发，一个是《骆驼祥子》中的老马。为了王利发这个艺术形象，他曾和原作者老舍先生多次进行创作交流。

当年，老舍先生把创作话剧《茶馆》的消息第一个告诉了于是之。那是1956年的秋天，北京人艺演出《虎符》成功，郭沫若同志请主创人员赴周口店猿人遗址参观。老舍先生在参观过程中向于是之透露了他的新戏创作，并说：“主角儿的词儿有几百句，人物从小演到老……”他有意请于是之来演这个时空跨度很大的角色。没料到，直到1958年《茶馆》才正式演出，老舍先生利用两年时间聆听大家意见一直在作修改。原来全剧的结尾是落在说书人的身上。老舍当时写的说书人是革命者，在宣传革命时，不幸暴露。王掌柜为掩护革命者奋力救了说书人和听书人，自己饮弹牺牲。在当时的年代，为了突出此剧的革命性，老舍先生这样写完全可以理解。但对于王掌柜的扮演者于是之来说，从艺术的角度考虑，心里总还是觉得不太妥当。当老舍先生再次询问于是之有什么意见时，犹豫再三的他终于鼓起了勇气，提出了修改意见。于是之提出在戏的最后一小段增加“三个老头话沧桑”的戏，然后王利发就进屋上吊了，以此作为结尾。老舍先生最终接受了这个意见，结尾让王利发、秦二爷、常四爷三位在一起说掏心窝子的话，这既是他们最后的倾诉，又说出了他们迟到的醒悟，然后设计了三个老头漫天撒起纸钱的场面。这场戏一经排练，立即博得各界喝彩。令于是之始料不及的是，这一段戏后来竟成了《茶馆》的“华彩乐段”。

《茶馆》为于是之带来了巨大的荣耀，可于是之先生却总是谦恭地认为，《茶馆》是一出平民戏，没有绝对的主角。他演的只是老舍笔下的许多人物中的一个，也并没有演得很圆满，始终寄希望于来者。

除了《茶馆》之外，于是之也塑造了其他很多的艺术形象，如《龙须沟》中的程疯子、《关汉卿》中的关汉卿、《以革命的名义》中的捷尔任斯基、莎士比亚戏剧《请君入瓮》中的公爵和曹禺先生的代表作《雷雨》中的周萍等等。《茶馆》当然不同于《雷雨》。《雷雨》里周家的场面，于是之从未接触过，当年不论怎么用心去“体验”，也进入不了周萍那种变态的感情之网。甚至在排戏时，于是之在舞台上连站步都紧张得不会站了。为此，于是之甚至还受到了周总理的批评——当然，周总理的批评，又完全是领袖和伟人式的关怀而绝不是斥责。召开研究会时，于是之连头都不敢抬一下，可是周总理却谦和坦诚地从“大跃进”时的某些紧张的社会气氛谈起，然后说到不正常的空气使人无法劳逸结合。接着还是请于是之等“人艺”演员也应注意身体等劳逸有序等等问题。最后，在一片轻松和谐的气氛中，周总理才提到了于是之台词不清的问题。不仅如此，总理还与其他专业演员共同探讨起更加广泛的舞台艺术问题。总理告诫大家说：一个演员在台上要“目中无人，心中有人”才更加符合艺术环境的感受。总理还笑着说：如果演出时的声音小得叫人听不见，他就没有了“群众观点”。这话说得叫人心服口服的。后来怎么样呢? “人艺”真就出了一个台词“旷达、宏远，像磁一样具有吸引力”的于是之。 周总理的教诲，不仅成为于是之的法宝，也成为“人艺”的法宝。

平民

于是之于贫寒中结交戏剧，世人多有不知。

1927年7月9日，于是之出生在唐山。百日丧父，幼年艰辛，家境贫困。同年他随母亲迁回北京。于是之的童年是在贫寒中，在不得不常常靠典当和亲友的资助中度过的。自幼好学的于是之对人生则充满了热爱和幻想：“在我对将来干什么可以有些志愿的少年时代，我的志愿很奇怪，想当一个语言学家。那时，我听了一盘国际音标教学唱片，那声音很美，很入迷，于是我对语言本身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自己又通读了中国著名语言学大师王力所著的《音韵学》。”不过，做语言学家的梦并维持不了多久，“那时因为和家境不符。那时家里穷，语言学对穷人来说是一种奢侈，太不实际了。尽管如此，后来有人动员我演戏时，还挺不愿意，主要是舍不得少年时代学的那点语言学。”

“我当时的另一志愿是想当一名画家。上小学时，跟着一位画家学写生，也着迷了很长一段时间。一次偶然的机会，给人画了几张广告画，还赚了点钱呢。”每提及此事，他会情不自禁地开怀而笑，很带有几分得意。

多少年后，许多仰慕于是之的人都对他何以做演员颇感兴趣。其实，他对演戏这个行当在最初时并无多大兴趣，在他的理想世界中，曾想要当一个文学家，立志做个文人，做个满腹经纶、饱读诗书的“秀才”，惟独没有想到去做个闯荡江湖演戏的。他读了不少有关中国文学史的书，他未料到当时学的那些东西对他后来干演员有用。他说：“学语言学能使人耳朵敏锐，容易抓住别人说话的特点；学绘画能培养人的观察能力，通过人的外形特征窥见内心活动；学文学则更是提高演员素质的重要途径。”

幼年，为寻那识文断字的梦，他常常抄近路上学，打故宫中穿过。在贫寒中度日的于是之为渴求新知，他也曾硬着头皮，坐进前海西街辅仁大学的教室里，听教授、学者们讲解天下妙文章，不久，又终因生活所累而失了学，为了最基本的生存，为了养活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母亲，在北师大附中念完了初中后，他不得不到处去找工作。但不管怎么贫寒，于是之都尽可能地去多读书。他说：“读书使我没有胡乱地生长。”

万般无奈中，他曾在日本人的仓库中做过“华人佣工”；也曾穿上一袭长衫，在衙门中谋个“录事”的差，正襟危坐，抄抄写写…… 在不断求学、做工的辗转之中，他迷恋上了话剧，立誓要做演员。17岁时，他参加了辅仁大学的业余剧团———沙龙剧团，在长安戏院参加演出了黄宗江编剧的《大马戏团》以及《第二代》、法国喜剧《牛大王》。后来，他专门就这段经历写了一篇题为《我主演“牛大王”》的短文。他不无幽默且带有几分伤心地表达了当时的心情：演《牛大王》时，我在沦陷区的衙门里当小公务员，挺苦的。过去的同学们看《少年维特之烦恼》，叫我也看，我看了，看不下去，告诉他们：“我没有‘少年’。”

当时， “国统区”的业余话剧界领袖郑天健对于是之讲：演戏也是革命。就这样，于是之怀着“演戏也是革命”的思想，等北京一解放，就参加了华北人民文工团，正式步入了戏剧舞台，开始演艺生涯。

当然，于是之在进入华北人民文工团之前，还经舅舅介绍，进入到革命的进步的“祖国剧团”当演员。而他的舅舅，则是主演过《我这一辈子》等名剧的大名鼎鼎的“话剧皇帝”石挥。到后来，于是之的戏路子，确实极像“石派”戏。血缘关系微妙地连带了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石挥的师傅就是京戏和天桥的象征，这话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先生认可的。 的确，石挥、蓝马等人的表演，不同金山、袁牧之、赵丹等人那样；“石挥”派很“土”。这“ 土派”一直贯穿到了于是之以及现今的北京“人艺”。

旧时，概凡学戏者，家里差不多都有点底儿，闲钱加闲工夫，若真是在梨园中唱得大红大紫，像谭鑫培、杨小楼那样的名伶，每月挣大洋两千，也能置万贯家财，可话剧这行永远属于“贫困戏剧”，不仅生存丝毫没有保障，剧团也时聚时散。只有在新中国，话剧才真正获得了新生。置身其中，凡成就大业的人都深知，比之“梨园”，比之影视，话剧是一门最难学通学好的艺术。其实，这行当又很难用“学”去讲通。你可以跟着师傅一板一眼地学京剧、学曲艺，学各种程式化的表演，话剧如何学？神龙见首不见尾，师无定法。但所谓师无定法还是有法可依。于是之在从艺之初便掌握了天下最不易却也最容易的方法：勤奋。

做好演员靠什么？是靠灵性？靠吃苦？不尽然。你看，于是之是如何说明白的，“演员在台上一站，你的思想、品德、文化修养、艺术水平以及对角色的创造程度，什么也掩盖不住……因此，热爱生活、爱憎分明这一条很重要。演员必须至少是一个好人：忠诚老实，敢爱敢恨，不大爱掩饰自己，我不是说随便去骂街，我是说他的心应该是透明的，他的感情是可以点火就着的——指正确的感情，不是那邪火。对生活玩世不恭、漠不关心，就不大能够演好戏。”

演员

于是之除了在艺术上功不可没外，他在政治资历或者社会身份上，也有着一系列头衔——于是之曾是中共党代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剧协副主席、北京市剧协主席等等，堪谓名禄荣誉缠身。但是，于是之先生从来不看重这些身外之物。他递上的工作名片上，绝少那些精心的修饰用语，比如像“一级”、“著名”、“院长”、“享有津贴”甚至成篇累牍的洋码子等等之类。他只印写着五个平平实实的中国字：演员于是之。

于是之一生五十多年艺术生涯，除了跟戏剧中角色血脉相连，更重要的还是与众多关心 、爱护、帮助和支持自己的圈内圈外朋友、行内行外同仁们的友谊与亲情。了解其“隐秘”者都深知，于是之最敬重的艺坛前辈中，老舍和焦菊隐是他常常挂在心上的。

每逢这年的8月24日，于是之先生都能自然而然地想起含冤走进北京前海太平湖的老舍先生。怀念到伤心之处，于是之甚至抱怨自己“那天”怎么就没在王府井或其他什么地方遇到老舍先生。如果真见到了，像往日陪先生多走一程路，谈点心里话，或许先生还能想开一些吧 ……

跟编剧老舍、导演焦菊隐二先生的关系中，于是之认为总没能离开“茶”和“茶道”。焦导早在年轻时代就整天泡在茶馆里写作，渴了饿了，就喝喝茶水和啃啃烧饼。老舍强调外出一定要随身带个暖水瓶和茶叶，尤其到了国外，饮料是不解决问题的。而于是之本人对茶和茶道则更是精通，无论在《龙须沟》或《茶馆》里的演出，他就一直没离开过“茶”。为寄情于“茶”，于是之还专门写过一篇题为《茶、茶馆和我》的随笔文章，托物言志。

于是之人缘好，是出了名的。他跟圈内的黄宗红、蓝马、刁光覃、童超、董行佶、刘厚明、 林兆华等等如亲兄弟。当然，友情也是保护和珍爱艺术的前提。在于是之最后一场《茶馆》 的演出之前，于是之还反复跟老兄蓝天野叮咛，如果自己上场出了错……“放心吧，老兄” ， 蓝天野凭着跟于是之几十年兄弟情，非常理解地拍拍于是之肩头：“放心吧，随时可以接过去的!”跟圈外人士交往，于是之更加谦恭好学。他与社科院的艺术评论家童道明、何西来，跟广播学院的田本相，跟电影导演谢晋，跟研究员、教授顾骧、徐晓钟、柯文辉和编辑韩敬群乃至 优秀学术讲座主办人崔乃信先生等等，都一朝相识如知己。

不仅如此，于是之身为平民艺术家，还始终不忘自己“平民”本质。于是之在演完最后一场《茶馆 》后的秋季，携同友人一起深入下乡，到了老乡家后，接待者是位四五岁的小姑娘，于是之亲切地抱着她，犹如《茶馆》里“王掌柜”抱着自己的小孙女。路遇戏迷，于先生也有求必应，签名聊天是常有的事，于是之从来不忘自己也是个平民百姓……

退休后，他撰写了《论民族化（提纲）诠释》的长篇论文，主编了论文集《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这些成果凝结着他对北京人艺舞台导演理论与实践的经典总结。若以“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形容于是之先生的晚年当最为恰当贴切。辉煌的演剧生涯夹杂着无尽的辛酸与苦涩、寂寞与兴奋伴着他走过了漫漫人生。

（根据乌尔沁《老人——中国当代老年人形形色色的暮年生活》、陈进《访病中于是之》、李龙云《我所知道的于是之》、刘章春《于是之：别叫我大师》等文编写。）